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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器”，大家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前人所感受的“美”，不一定是今人能认同的“美”。说到这一点，乾隆时期“器”之美似乎格外不能被今人所包容。审美观和时代有密切联系，这是肯定的。所以后人否定前人，尤其不合理。你爱素雅未必别人都跟着你爱素雅才是好的；你爱艳丽也未必别人都跟着你爱艳丽才是对的。

关于乾隆皇帝的审美观，历来屡遭人垢病。我倒也不一定是想替乾隆皇帝抱这个不平，但也不支持那些并没有深入了解，就跟着别人人云亦云，咬死了乾隆的审美观是农家乐的人。

魏晋风度，宋元情怀，哪个不是限于当世之一时？ 明清时世俗化的世情必定不能再支撑汉风唐俗。更何况还有每个人的个人因素在内。或者因为内政外交的种种原因，大力畅导某种审美风格，也不一定就是因为自己爱其审美风格。

说到瓷器，从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到更见精致的粉彩、珐琅彩，固然追求细巧艳俗，但也实在是当时社会世俗化的表现之一。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就能人为控制的，就算是乾隆皇帝这样的万乘之尊也一样。经济发展鼎盛的时候瓷器烧造的种就多，清代称为盛世的乾隆时期正因此有能力在瓷器烧造的花样上不断求新求精去探索。乾隆皇帝自己看起来也雅好此道。到嘉庆时期，珐琅彩停烧也证明了这个理论观点。繁复精巧正是为了证明盛世的存在。其实要是按现在的审美来看，乾隆时期的瓷器也不乏今人所认可的雅器，可谓古今异同中的交汇。

今人所用之“器”除了具有实用性的之外也有体现前人思想的一些小摆设。我曾经见过一套家居小摆件叫“四勿小和尚”。这四个小和尚分别有掩耳闭口等动作，似乎是出自于《论语*颜渊十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不符合“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

什么是“礼”？孔子和颜渊所讨论的“礼”是指社会要有秩序性、系统性，所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时所说的“礼”有它的根渊与社会性。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以治天下，当时周王朝统治天下的根本是追求秩序，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礼乐是周王朝统治天下的思想载体。而周王朝的这种统治思想是根源于前代的无序性以及缺乏系统性。

颜渊开始问的是“仁”，不是礼，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就是“仁”。这个回答并不表示“仁”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论语》里很多人都和孔子问过什么是“仁”，孔子对于每个人的回答也有所不同。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早就已经礼崩乐坏，“复礼”是回归于“仁”的一种途径。

今天的人再用四勿小和尚这样的摆件来现体“礼”肯定已经不是周公之礼，也不是孔子之仁，当作为“器”的摆件确实无形之中演示了思想的传承和演变。